一二 ·九運動和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東北后，加緊了對華北的爭奪。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脅迫下，國民黨 “中央軍 ”撤出平津和河北，整個華北危在旦夕。北平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在 1935年12月9日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由此開始的一二 ·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許多大中城市的學生和工人紛紛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愛國人士和團體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停止內戰，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爭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

 12月下旬，在黨的領導下，北平學生聯合會組織平津南下擴大宣傳團，到河北農村進行抗日宣傳，走上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宣傳團基礎上，1936年 2月初，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很快發展到2萬余人，對團結廣大青年、促進抗日救亡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二 ·九運動揭露了日本吞并華北進而獨占中國的陰謀，打擊了國民黨的妥協退讓政策，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制定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興起說明，中國已處于政治形勢大變動的前夜。把各種要求抗日的力量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御外敵，這一使命歷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表。宣言主張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對日作戰。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通過

 《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兩天后，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 “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傾向。

 瓦窯堡會議結束后，黨采取切實措施，推進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底，黨中央派劉少奇到華北恢復、整頓和重建華北各地黨組織，迅速打開了工作新局面。

 1936年上半年，黨中央和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后派馮雪峰、潘漢年到上海，與那里的黨組織重新建立聯系，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 “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

 與此同時，黨對駐扎在西北地區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到 1936年上半年，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已停止敵對行動。

 但是，蔣介石 “攘外必先安內 ”的方針并沒有根本改變。1936年 12月4日，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 “剿共 ”。張學良、楊虎城在向蔣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 12月12日凌晨，采取了 “兵諫 ”，扣留了蔣介石，并通電全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后，張學良連夜電告中共中央。黨中央派遣

 周恩來于12月17日到達西安。在弄清情況后，黨中央以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大局為重，獨立自主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據此，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 “停止剿共，聯紅抗日 ”的承諾。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對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從此，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實現。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

 總結歷史經驗，加強自身建設.在中國革命進程和國共關系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大力加強黨自身建設特別是思想理論建設。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從事理論建設工作。1935年12月，毛澤東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系統地說明了黨的政治策略上的諸問題。1936年12月，他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總結土地革命戰爭中黨內在軍事問題上的大爭論，系統地說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1937年夏，他在《實踐論》《矛盾論》這兩部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重要哲學著作中，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辯證法的高度，著重揭露和批判了長期存在于黨內的主觀主義錯誤尤其是教條主義錯誤，闡明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從思想理論上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人。這些理論建設的豐碩成果，極大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為迎接偉大的全民族抗戰的到來做好了政治準備和思想準備。

 黨還注意加強組織建設。按照瓦窯堡會議精神，黨克服關門主義，注意發展黨員，建立健全黨的各級組織，使黨的組織和黨員隊伍得以發展壯大。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先后召開了黨的蘇區代表會議和黨的白區代表會議，進一步總結歷史經驗，明確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黨的各方面建設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為迎接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日戰爭，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堅實基礎。

 從大革命失敗到全民族抗日戰爭前夕這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斗爭并達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時期。黨在這個時期曾經兩次經受嚴峻的考驗：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第五次反 “圍剿 ”的失敗。這兩次失敗都曾使黨的力量遭受極大的削弱，瀕臨覆滅的危險。可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分子們在常人難以想象的險惡環境中，始終表現出對未來充滿信心的革命樂觀主義和不屈不撓的頑強毅力，沉著應對，埋頭苦干，奇跡般地度過最黑暗的時刻，開創出新的局面。

 這十年的歷史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人的力量是來自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緊緊同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站在一起，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原則。這十年中，雖然黨在指導思想上幾度犯過急躁冒進的錯誤，而使革命事業遭受嚴重挫折，但是黨最終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這種錯誤。正因如此，黨才能夠在民族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錯綜復雜的形勢下，采取正確的方針保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主要革命成果，邁向全民族抗日戰爭的新的歷史時期。

 全民族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當地中國駐軍奮起抵抗，全民族抗戰由此爆發。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通電：

“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一場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殊死大搏斗拉開帷幕。

 一、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抗戰方針的制定,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和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對華戰爭，是企圖滅亡中國、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日軍在7月底占領北平和天津，接著沿平綏、平漢、津浦三條鐵路向華北地區擴大進攻，企圖以三個月時間 “滅亡中國 ”。

 在這生死存亡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抗日的大旗，在盧溝橋事變發生第二天就通電全國，號召 “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愿意 “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 ”。為促進國共兩黨實現團結合作抗日，黨中央派周恩來等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蔣介石。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的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上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宣告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

 8月，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宣布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 “八路軍 ”），下轄三個師，全軍約4.6萬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9月，陜甘寧根據地改稱陜甘寧邊區，仍是黨中央所在地。接著，黨在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瓊崖紅軍游擊隊除外），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 “新四軍 ”）。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下轄四個支隊，全軍約 1.03萬人。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方能勝利。正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面旗幟，召喚著全中國的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召喚著全中國的工農兵學商，召喚著海內外的華夏兒女，眾志成城，同仇敵愾，筑起了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鋼鐵長城。偉大的愛國者宋慶齡在聲明中指出：“共產黨是一個代表工農勞動階級利益的政黨。孫中山知道沒有這些勞動階級的熱烈支持與合作，就不可能順利地實現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國難當頭，應該盡棄前嫌。必須舉國上下團結一致，抵抗日本，爭取最后勝利。”國民黨內的李濟深等領導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從一度反蔣抗日轉到擁蔣抗日的立場。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派等一致表示擁護政府抗戰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積極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業者踴躍為前線捐贈錢物，一些人還不避艱險把工廠遷往內地。各少數民族與漢族人民一起積極參加抗日戰爭。許多臺灣同胞回到祖國大陸，組織各種抗日團體和抗日武裝。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也以各種方式參加抗日活動。這些百年以來未曾有的新氣象，標志著一個古老民族的空前覺醒。這就使日本侵略者突然發現，它面對的是原來沒有預計到的整個中華民族組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