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毛澤東和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向贛南閩西進軍

 大革命失敗后，集中體現中國革命正確方向的是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三灣改編后，毛澤東帶領起義軍首先來到井岡山。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毛澤東選擇在這里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因為：這個地區的群眾基礎比較好，大革命時期湘贛邊界各縣曾經建立過黨的組織和農民協會；這里的部分舊式農民武裝，愿意同工農革命軍聯合；這里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周圍各縣有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便于部隊籌款籌糧；地處湘贛邊界，距離國民黨統治的中心比較遠，湘贛兩省軍閥之間又存在矛盾，對這個地區的控制力量比較薄弱。

 毛澤東抓住統治階級內部發生新破裂的有利時機，全力進行邊界黨、軍隊和政權的建設。1927年11月，成立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 ——茶陵縣工農兵政府。1928年2月中旬，打破江西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地區的進攻。至此，井岡山根據地初步建立，邊界黨的組織也逐步建立起來。

 對工農革命軍，毛澤東要求改變過去軍隊只顧打仗的舊傳統，擔負起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1928年 4月，他又總結部隊做群眾工作的經驗，規定部隊必須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以后六項注意又發展成八項注意。這些規定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本質，對于正確處理軍隊內部關系、軍民關系和瓦解敵軍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湘南起義農軍一萬余人陸續轉移到井岡山地區，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稱 “工農紅軍第四軍 ”），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從此，他們領導的軍隊被稱為 “朱毛紅軍 ”。5月，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湘贛邊界特委。

 毛澤東、朱德在連續打退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中，概括出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的十六字訣，領導紅四軍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在同國民黨軍隊八九個團甚至十八個團兵力的戰斗中，不畏強敵、不畏艱難，使根據地日益擴大。

 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是同土地革命分不開的。根據地建立之初，分田只在個別地區試行。隨著根據地逐步鞏固， 1928年 5月至 7月，邊界各縣掀起分田高潮，年底頒布井岡山《土地法》。廣大貧苦農民從分得土地的事實中認識到紅軍是為他們的利益而奮斗的，從各方面全力支持紅軍和根據地發展。這是井岡山根據地能夠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

 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為中國革命探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正確道路。井岡山時期留下的最為寶貴的財富，就是井岡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堅定信念、艱苦奮斗，實事求是、敢闖新路，依靠群眾、勇于勝利。

 1928年12月，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又以3萬人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岡山進攻。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隨后同從井岡山突圍出來的紅五軍主力會合，并向閩西發展。1930年春，贛南根據地和閩西根據地形成，先后成立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和閩西蘇維埃政府，為后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并對各地區紅軍游擊戰爭的發展和根據地建設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

 古田會議和建黨建軍原則的確立

 古田會議是在紅軍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召開的。當時，紅四軍在轉戰贛南、閩西的過程中，領導人之間在軍隊建設問題上產生不同看法，軍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殘余等非無產階級思想有所發展。紅四軍第八次黨代會后，紅四軍出擊東江失敗，部隊思想混亂、士氣低迷，面臨嚴峻考驗。

 1929年12月，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書記。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通過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決議案，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

 在黨的建設方面，決議集中體現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這一獨特的黨的建設道路，深刻闡述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極端重要性，指明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糾正辦法。決議還提出加強黨的組織建設的任務，要求 “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 ”，發展新黨員要注重質量，等等。

 在軍隊建設方面，決議規定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全心全意為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而奮斗；批評認為軍事和政治對立的單純軍事觀點；再次提出紅軍必須擔負起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三位一體的任務；強調要加強紅軍政治工作，特別是政治教育工作。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是黨和人民軍隊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會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建軍原則，確立了軍隊政治工作的方針、原則、制度，提出了解決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問題的原則方向，使軍隊實現了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古田會議奠基的軍隊政治工作對軍隊生存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永遠不變的軍魂。這一根本原則和制度，發端于南昌起義，奠基于三灣改編，定型于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完全區別于一切舊軍隊的政治特質和根本優勢。千千萬萬革命將士矢志不渝聽黨話、跟黨走，在挫折中愈加奮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鑄就了拖不垮、打不爛、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鋼鐵雄師。

 建黨建軍原則確立后，紅軍迎來了大發展的好時機。1930年6月，贛西南、閩西地區的紅軍合編為紅一軍團，共有2萬余人。8月，紅一軍團同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紅三軍團共 3萬余人合編為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成為全國紅軍中戰斗力最強的一支部隊。

 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后，針對黨內一些人關于 “紅旗到底打得多久 ”的疑問，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科學闡明了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征；深刻論證了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并發展的主客觀條件，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從而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這是對大革命失敗后黨領導紅軍和根據地斗爭經驗的概括，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是沿著一條獨特的道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復興并逐步贏得勝利的。這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大革命遭到失敗、敵我力量對比極端懸殊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不可能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通過首先占領中心城市來取得革命在全國的勝利，而必須首先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積蓄革命力量，在條件成熟時奪取城市，最后奪取全國革命勝利。

 這一條適合中國實際的正確革命道路，是在黨領導人民的集體奮斗中開辟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作出了最卓越的貢獻。他不僅在實踐中首先把武裝斗爭的立足點放在農村，領導開創井岡山根據地，創造性地解決了為堅持和發展農村根據地所必須解決的一系列根本問題，而且從理論上逐步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作出明確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