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非常榮幸能夠參加這次齊聚了學者、公、檢、法、司、律在內的涉外刑事法治盛宴。正如延安老師所說，這樣的活動不是首次，但有律師共同參與的，也實屬首次。為主辦單位的開放視野和高遠格局點贊。

同時也要特別感謝西藏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的昝莉處長——正是她寶貴的邊境執法經驗與實踐思考，才得以形成這樣一份匯報成果，就中國與印度、中國與不丹，國界未定區域的執法難題，與專家同仁進行交流。

這看似是一個小眾的區域治理課題，但俄烏沖突、巴以戰爭，無不印證，國界問題始終是國際關系中最敏感的核心議題，這份匯報成果也體現出一線邊防民警及涉外刑事律師，對這類全球性治理難題的關注與回應。

我將從現實困局、深層矛盾與破局探索三個方面作以匯報 。

在邊境地區，我們看到的是優美的自然景觀，而對邊防民警而言則是艱苦的執法環境，和“看不見的國界線”。

國界，簡單說，是國家主權管轄的空間界限，通常由國家之間通過條約、協定進行明確劃定，并且有界碑、界樁為標識。國界對于規范人員、貨物的跨境流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在中印、中不邊境，因歷史遺留問題，如中印邊境“麥克馬洪線”，和復雜的地理環境等因素，存在著一些國界未定的區域，即兩國沒能通過正式法律文件明確劃定邊界，并且在一定時期內也很難達成共識，目前僅依據歷史習慣、實際控制形成了臨時的界限，而實際控制范圍還嚴重重疊。這種“界未定 境不明”的狀態，為刑事執法埋下了一系列難題。

難題一，空間基準模糊，導致人員身份、犯罪既遂認定難

藏南地區作為典型的國界未定區域，邊民的文化習俗與我國西藏一脈相承，我國政府始終主張藏南地區屬于中國領土。但印度卻單方面地對該地區人員進行身份登記與管理。直接導致執法過程中，行為人身份的認定陷入兩難境地：認定他們"中國公民"的話，但是他們又處于印度實際管轄區域；如果認定為“外國人”，就變相承認印度對藏南區域的非法主張，違背我國主權原則。身份認定難，會讓一線民警陷入執法猶豫。

與此同時，傳統刑法以“越過法定國境線”作為偷越國境犯罪的既遂標準，這一標準的適用依賴于清晰、法定的國界。但在國界未定區域則難以適用。導致“是否越過國境”這一事實判斷失去客觀基準。

難題二，執法標準沖突，導致行為性質認定難、跨境取證及管轄難
     我國將印方人員越界行為認定為“非法入境”，而印方則主張是“在本國境內活動”，那么，對于跨境走私、非法滯留等行為，雙方在“是否構成犯罪”“到底歸誰管轄”這一問題上形成根本分歧。進而導致取證行為的合法性、證據來源地主權歸屬，嫌犯移交、贓物返還等問題都難以達成共識。

難題三，政策主導、法律缺位的執法現狀，導致執法規范化程度不足

目前，爭議地區的執法多依賴邊防政策或雙邊磋商機制，進行政策性處理（如口頭警告、勸返等），但對于“何種行為應啟動行政或者刑事追責”缺乏明確標準，政策的靈活性會導致同類行為處理結果不一致，讓一線民警很難拿捏執法尺度。

這些實踐困境的背后，是歷史遺留、政治博弈與法律體系的多重交織。但邊境治理不能等國界劃定后再開展，我們必須在維護主權的前提下尋找務實的解決方案。結合一線執法經驗，我們認為可以從三個具體的方面予以突破：

第一，完善國內法適用細則。建議制定《國界未定地區邊防執法暫行辦法》《爭議地區執法實施細則》等行政法規或者部門規章，以歷史傳統習慣線、實際控制情況以及雙方達成的臨時管理協議作為參考依據，來確定邊境管理的范圍和標準。同時推動兩高在《妨害國(邊)境管理刑事案件司法解釋》中補充針對國界未定區域的相關內容。

第二，優化具體認定規則。建議以“是否脫離中方實際管控范圍”作為既遂標準，一方面中印兩國已經簽訂了《邊境和平與安寧協定》，其中的“實際控制線”對犯罪認定具有參考價值；另一方面以“脫離實際控制區域”認定既遂，能避免對“國界”概念的依賴，夠相對準確判斷行為是否對我國國邊境管理秩序造成實質性侵害。

第三，建立人員身份“區分管理”機制。將國界問題和人員交往問題區分看待，對爭議地區人員身份的認定，可以參照2023年，中國駐印大使館為3名偽“阿魯納恰爾邦”運動員簽發“另紙簽證”模式，在法律文書中注明“身份認定不涉及主權歸屬”，將這類人員身份表述為“來自中印爭議地區的涉案人員”，而非直接認定為“外國人”或“中國公民”。

此外，對于“實際控制區域”的界定，證據收集與固定等問題，還都需要持續研究和探討。邊境治理的終極目標不是劃出一條冰冷的界線，而是守護好邊界兩側人民的安寧。請領導、專家、同仁們關注西藏邊境的執法難題，共同為全球國界未定區域的邊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盈科全球涉外刑事法律服務中心

中國區副主任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刑法學碩士、訴訟法學博士

執業成就：在刑事審判領域有12年的經驗，曾獲優秀公務員并授予個人三等功、個人嘉獎、政法楷模等榮譽。參與多起復雜疑難職務犯罪、經濟犯罪案件的辦理，為國有企業及民營企業開展刑事合規培訓。

執業優勢：理論功底深厚，發表多篇專業論文，能夠迅速獲知前沿學術觀點，為案件提供創新性解決方案。曾在北京某法院刑事審判庭任職，對中國司法實踐有深刻認知及豐富的司法裁判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