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鞏固抗日根據地和推進抗日民主運動    

 敵后軍民艱苦的反 “掃蕩 ”、反“清鄉 ”斗爭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敵后戰場的斗爭形勢日益嚴峻。1941年至 1942年，是中國敵后抗戰最為困難的時期。

 此時，德、日等法西斯勢力的侵略氣焰達到頂點。1941年 6月，德國在侵占歐洲多個國家后，又向蘇聯發動大規模進攻。12月，日軍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戰爭。1942年 1月 1日，中、美、英、蘇等 26個國家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正式形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為中國人民爭取抗日戰爭勝利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

 日本侵略者企圖把中國變成它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后方基地，決意加緊對華作戰。1941年底，日本總兵力擴大到 240余萬人，其中 130萬人都壓在中國戰場上。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承擔著抗擊日本陸軍主力的任務。

 日軍在華北反復進行 “治安強化運動 ”，對占領區人民實行殘暴的殖民統治、經濟掠奪和奴化教育。對各抗日根據地發動空前殘酷的毀滅性的 “掃蕩 ”和“清鄉 ”，實行野蠻的燒光、殺光、搶光的 “三光 ”政策，使用毒氣和細菌武器，制造無人區，企圖摧毀敵后抗日軍民的生存條件，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敵后抗日武裝。1941年 1月下旬，日軍 1500余人 “掃蕩 ”冀東豐潤的潘家峪時，將全村男女老幼驅趕到一個大院內，以機槍掃射，屠殺群眾約 1300人，燒毀房屋千余間，造成慘絕人寰的 “潘家峪慘案 ”。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敵后抗日根據地，面臨著十分困難和復雜的局面。既要對付日、偽軍的 “掃蕩 ”和“清鄉 ”，又要和國民黨頑固勢力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作斗爭。在這種情況下，到 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由 50萬人減為約 40萬人，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總人口由 1億人減少到 5000萬人以下。陜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極其困難，有些地方抗日軍民幾乎沒有衣服穿，沒有菜和油吃，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子蓋，甚至吃糧也很困難。為渡過難關，黨適時調整了根據地建設的各項政策，帶領根據地軍民同日、偽軍的 “掃蕩 ”和“清鄉 ”進行了英勇斗爭。

 在反 “掃蕩 ”、反“清鄉 ”斗爭中，敵后軍民創造了很多極為有效的殲敵方法，如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水上游擊戰等，還創造了建立武裝工作隊等斗爭形式，發展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1941年至 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和游擊隊、民兵共作戰 4.2萬余次，斃傷俘日、偽軍33.1萬余人。敵后軍民的反 “掃蕩 ”斗爭，牽制、消滅了大量日軍，成為中國堅持長期抗戰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支持。

 在艱苦的敵后抗戰中，廣大軍民中涌現出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1941年 9月，在冀西狼牙山地區，八路軍戰士馬寶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學義、葛振林，為掩護黨政機關和群眾轉移，主動把日、偽軍吸引到自己身邊，一步步退到懸崖絕壁，據險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彈后，他們毅然砸槍跳崖。人們稱他們為 “狼牙山五壯士 ”。1943年 3月，新四軍 “劉老莊連 ”在與敵人戰斗中全部壯烈犧牲。東北抗聯第二路軍副總指揮趙尚志、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彭雪楓等身先士卒，在作戰中以身殉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軍民團結一致、不畏強暴、反抗侵略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是反 “掃蕩 ”、反“清鄉 ”斗爭勝利的力量源泉。

 大生產運動和抗日根據地的建設

 大生產運動是克服抗日根據地困難的重要一環，總方針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 ”。 

 1939年 2月，當困難剛剛露頭的時候，毛澤東就發出了 “自己動手 ”的號召。1941年，黨中央再次強調必須走生產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他們發揚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使昔日荒涼的南泥灣變成了 “陜北的好江南 ”。

 在大生產運動中，中央領導人以身作則，起帶頭作用。毛澤東開墾了一塊地，種上了菜；朱德組織一個生產小組，開墾菜地三畝；1943年，中央直屬機關等舉行紡線比賽，任弼時奪得第一名，周恩來被評為紡線能手。

 1944年 9月，中央警備團戰士張思德，在大生產中因炭窯崩塌而犧牲，毛澤東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為人民服務》的講演，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陜甘寧邊區和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開展大生產運動后，人民負擔大大減輕，軍民生活明顯改善，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得到加強。到 1945年，陜甘寧邊區農民大部做到 “耕三余一 ”（耕種三年莊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糧食），農民所交公糧占總收獲量比重逐年下降。從 1943年起，敵后各根據地的機關一般能自給兩三個月甚至半年的糧食和蔬菜，人民負擔也只占總收入的 14％左右，按當時的生活水平，實現了 “自己動手 ”“豐衣足食 ”的要求。

 抗日根據地在進行干部培養和開展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顯著成績。全民族抗戰開始后，黨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 “圣地 ”，很多熱血青年是 “打斷骨頭連著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詩人何其芳這樣記錄著 1938年初到延安的見聞：“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

 黨中央及時作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把發展抗日的革命文化運動提上重要議事日程，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陜北公學、青年干部訓練班、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職工學校、中國女子大學、民族學院、衛生學校等一批干部學校和專門學校先后創辦起來，培養了大批干部。各級黨組織還普遍建立干部在職學習制度，對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質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加強黨報黨刊、新華社、新華廣播電臺等輿論陣地建設，大力發展文學創作和戲劇演出。1940年 9月創辦的延安自然科學院，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開展自然科學教學與研究的專門機構。根據地還重視初等教育工作，因陋就簡地創辦中、小學校。各抗日根據地相繼實行了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三三制 ” “三三制 ”，是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上實行的重要原則，即共產黨員、黨外進步人士和中間派在抗日民主政權中各占 1/3。

 減租減息等十大政策，對克服困難、渡過 難關、鞏固抗日根據地起了重要作用。

 各抗日根據地尤其是陜甘寧邊區的共產黨人，通過領導人民進行對敵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經驗的積累，形成了帶有體系性的觀念和作風。延安精神就是這些觀念和作風的集中表現，其主要內容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

 國民黨統治區的抗日民主運動

 中國共產黨集中力量在敵后發動抗日游擊戰爭、建設抗日民主根據地和領導淪陷區人民開展多種形式的反日斗爭的同時，也在國民黨統治區（習慣上稱 “大后方 ”）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黨領導下，南方各省逐步恢復和發展遭受嚴重破壞的黨組織。黨特別重視爭取和團結中間勢力，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國民黨民主人士、地方實力派、民族工商界人士、知識分子等廣泛接觸，使他們了解共產黨的主張，并逐步取得他們的信任，鞏固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

 黨還通過多種方式加強對西北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并派陳云、鄧發、陳潭秋以及毛澤民等 100多名共產黨員到新疆工作，團結和促進新疆各族人民開展抗日斗爭。

 黨領導的敵后抗戰在度過 1941年至 1942年的最困難時期后，進入再發展時期。從 1943年起，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一些地區開始了對日、偽軍的攻勢作戰。同一時期，中國正面戰場卻出現了豫湘桂大潰退。在 1944年春季至冬季的 8個月中，丟失了 146座城市、總計 2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 6000多萬同胞淪于日本侵略者鐵蹄之下。人民從事實中得出結論：國民黨統治集團不能擔負起爭取抗戰勝利的任務，不能維護中國的獨立、推動經濟的發展，只能成為中國進步的障礙。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以增強團結抗戰的力量，已成為人們（包括許多中間人士）越來越強烈的要求。

 1944年 9月 15日，林伯渠根據黨中央指示，在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統治、建立各抗日黨派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中國共產黨的這個主張，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中國民主同盟在 10月 10日發表《對抗戰最后階段的政治主張》，要求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聯合政權，實行民主政治。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大后方的愛國民主運動，朝著要求建立聯合政府的明確的政治目標發展。